苏轼的"乌台诗案"是怎么一回事？？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

宋神宗

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李定等人曲解了苏轼以前写的诗词，并对苏轼严刑拷打，“诟辱通宵不忍闻”。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由于王安石的求情，苏轼虽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苏轼是怎样在乌台诗案被迫害的？

北宋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在这一个年代当中涌现出来了很多的英雄人物，同样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也涌现出来了很多的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政治家的代表，比如说像王安石。

首先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苏轼的出身，苏轼的祖辈是唐朝的大臣，而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同样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得益于父亲的教导，苏轼和弟弟苏辙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此在良好的教育和家风的影响下，苏轼从小就颇具才气，又因其性格较为爽朗，所以苏轼的朋友也很多，总而言之，苏轼就是一个开朗豁达同时又十分有才的人。

嘉佑元年，苏轼在父亲的带领下和弟弟一起进京赶考，次年苏轼在京城参加考试，而负责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要知道欧阳修是谁，欧阳修和苏轼同样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只不过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的领袖，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才得以展开。

而苏轼之所以成名，也正是因为欧阳修的称赞，苏轼的应试文章被欧阳修喜爱，欧阳修赞叹苏轼的才华，这才引起了当时文坛的人的兴趣，毕竟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必然好奇，到底是何等人物，能值得欧阳修如此称赞？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苏轼也因为这个才走入当时的文坛文人视野。

苏轼一朝成名，成为了京师的大热门，却不曾想到，苏轼的母亲因病去世了，不得已进京赶考而来，名噪一时的苏氏三父子，只能回家奔丧，苏轼也因此错过了自己发展的一个黄金机会，而等到嘉佑六年的时候，苏轼再次参与了科举考试，进入了朝堂，至此苏轼算是稳定下来。

不过并没有过几年，苏轼的父亲苏洵也病逝了，苏轼再次回家奔丧，再次回来的时候，朝堂已经物是人非，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昔日的旧友和昔日的恩师不是被停职，就是被远调，苏轼的处境颇有些萧瑟，甚至感觉有一些无趣。

索性苏轼就上书陈说了王安石变法的诸多弊病，但是苏轼本身肯定也清楚这封上书必然会被王安石看到，所以在王安石愤怒的情况下，苏轼也被调离京城，前往杭州任职，随后苏轼又辗转调任到密州、徐州等地，因苏轼心中自有韬略，所以对于治下苏轼也颇有作为，这几年应该算得上是苏轼最为快活的几年，造福一方、写写诗、游山玩水。

但是灾难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苏轼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几年，苏轼被调到了湖州任职，本来稀松平常的行文汇报，却被苏轼写的锋芒毕露，毕竟苏轼本身还是一个文人，愤世嫉俗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苏轼太过于锋芒毕露，或者说是戳到了当时新党的痛处，因此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乌台诗案，一个专门针对苏轼，想要搞死苏轼的阴谋。

我们要清楚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位，这个职位是从唐朝开始设置的，其级别属于准从六品，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样一个职位就成了专门安排那些被贬职的官员的一个专门的职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冷板凳，没有任何实权，如此发配的实际目的就是让你自生自灭罢了。

但是如此境遇，真的能够打倒苏轼吗？我们都知道，苏轼本身可是一个文人啊！不高兴了怎么办？不高兴了就写东西呀！所以在历史上苏轼在黄州期间，苏轼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一系列的名篇，这些作品流传至今，仍然被人们称赞。

而苏轼再次被重视，是在元丰八年的时候，司马光被重新启用，王安石等新党被打压，苏轼也被再次重用，但是苏轼却也是率直无比，面对王安石等人被疯狂打压的局面，苏轼竟然感觉很讽刺，甚至颇感觉官场索然无味，所以就写文抨击了旧党，这次可好，苏轼把旧党也得罪了，最后申请外调，苏轼又回了杭州。

而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苏轼的小日子过得还算舒坦，但是后期却也又在旧党把他召回，因为政见不合又被贬谪，其后新党执政之后，苏轼又被贬低，苏轼的老年生活，过得甚为颠沛流离，苏轼死在了常州，是在大赦之后北归的途中。

而苏轼生前最为记忆深刻的一段时光，却应该是在儋州，也就是如今的海南儋州，儋州被苏轼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而儋州人民也把苏轼看作自己的先辈一般的存在，乃至今日的儋州，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苏轼的影子，儋州的东坡村，东坡桥，都是人们为纪念苏东坡而起的。

而等到新党再次翻身，苏轼却又被贬，所以苏轼这一辈子，基本上就是两边不落好，倒不是说苏轼是两面派，而是说苏轼就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文人，在苏轼眼里，新党旧党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有自己看得惯和看不惯罢了。

而或许也正是因为苏轼是这样的一种性格，所以苏轼才能够写出那样洒脱的文章，所以苏轼才能够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成为后世文人的表率以及千古流传的传奇

乌台诗案是怎样发生的，故事主角苏轼为何会惹上此事？

1079年44岁的苏轼摊上个案子，这案子不仅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让他的文风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差点要了他的命，像他这样的大文豪，在朝廷、民间都深受人喜爱，粉丝众多，怎么会卷进一个杀头的案子呢？

1079年，苏轼刚被贬到湖州，他很喜欢这个地方，每天吟诗作画，自得其乐，可惜好景不长，刚刚过三个月就出事了，1079年7月28日御史台请他喝咖啡（御史台相当于公司的监察组），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

苏轼为什么会被御史台请喝咖啡呢？

1079年8月18日，苏轼被送进了御史台监狱，案子是由御史台亲自审理，而他们提出的证据就是苏轼的诗集，所以这个案子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

提出审查苏轼的人是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此二人正是前宰相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提拔的人，那此二人为何会针对苏轼呢，这还得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王安石变法期间，朝廷形成了赞成与反对新法的“新、旧两派”，而苏轼就是“旧派”的中坚人物，他不支持王安石变法，而且经常写诗作文讥讽，“新派”成员对之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向神宗皇帝上书，指控苏轼在诗文中诽谤新法，而神宗对此事并没有理会，只是将奏疏交给中书省去办理，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令新派人物十分不爽。而恰在此时，苏轼刚到湖州上任，他写一封《湖州到任谢上表》，以示感恩。按惯例苏轼只需例行公事，写一下自己过去并没有功绩，却多次蒙皇上恩典，以此美缺相赐。

但是苏轼偏写：“伏念臣性资顽鄙

……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新陪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这词是有固定代表意思的。

苏轼说自己在40多岁的年经担任地方官，已经不会惹是生非了，那其意是否就暗指在朝中当官的人就必然会惹是生非呢，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感觉抓到了确凿证据，立即上疏，再次弹劾苏轼。

舒亶在弹劾苏轼的奏章中将他的诗一句一句的分析给神宗皇帝听： 皇上不是实行青苗法吗，他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皇上整顿吏治，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却无术”； 皇上不是要兴水利吗？他就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皇上不是要推行盐禁吗？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这些诗句经过舒亶这样一刻意分析，立马就变得与神宗的新法过不去了，而此时神宗正为新法推进而头痛，再被舒亶这样一煽风点火，神宗顿时对苏轼极为不满，于是命令御史台立案调查此事，这就是“乌台诗案”的由来。

由此可见，“乌台诗案”并不是哪一首诗或哪几句诗，而是御史台有针对性的要和苏轼算账。

对“乌台诗案”，我们不禁要问：

第一：这些人为何要陷害苏轼？

第二：王安石与这一切有无直接关系？

第三：苏轼是如何逃过御史台审查的？

历史上的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为何会让苏轼牵扯其中呢？

仰慕王安石的才名，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一年后，1068年，神宗看到了北宋时期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困境，和王安石一拍即合，施行改革。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当时的神宗也听不去苏轼的话，一向潇洒的苏轼眼看干不过，自请出京，不和你们玩了，我玩自己的去，跑到杭州当通判。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他还在黄州城东的坡地上开发出一块田地，做起了农民，从此便自号“东坡居士”。为什么号称宋朝大才子的苏轼此时会落到这步田地？这还要从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说起。

最后，新党上台，将苏轼归为旧党。元丰三年，苏轼调任湖州太守，按惯例苏轼写了一份“谢恩表”，刊登在“邸报”（北宋官方报纸）上。且此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史称“乌台诗案”。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一生坎坷，陷入政治旋涡，多次被贬，颠沛流离。留给后人更多的还是他的诗词。以风格豪放、气势雄浑、激情奔腾、意境清新著称。

本来这里面只是大部分写了湖州的一些民情，但是苏轼后面加了一句"陛下不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的让变法新党抓住了把柄，非得致苏轼无死地。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苏轼一生被贬了几次？

苏轼被贬的时间地点及原因：

一、被贬黄州（1079年—1084年）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因乌台诗案，苏轼不仅锒铛入狱，出狱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二、再贬杭州、颍州（1089年—1091年）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称制，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被贬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

三、三贬惠州、儋州（1094年—1100年）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六月，贬为宁远军副节度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扩展资料

造成苏轼人生转折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就是说自己年老，不能和朝廷里新提拔的年轻人比，而在那段时间，朝廷里新提拔的都是王安石的人，那意思是说我不和王安石的人一起玩，不同流合污的意思；另外一句话是生事，生事就是瞎折腾的意思，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朝廷里的人都是王安石的人，跟着王安石一起瞎折腾。

这下子被人抓住了把柄，有人就告发苏东坡讽刺朝廷，还有人从苏东坡的诗中找到不少讽刺新法的证据，更加证明苏东坡反对新法！当时的宋神宗正是一心要变法的时候，看见这个刺头这么讽刺新法，勃然大怒，让人赶紧把苏东坡抓来问罪。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从此苏轼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