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为什么被称为先生？杨绛和钱钟书是怎么认识的
2019-07-05 08:10:30摩登先生 作者:摩登先生
杨绛为什么被称为先生？
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杨绛以105岁高龄于今天去世，各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而这些媒体的标题当中，不约而同地以“先生”来称呼杨绛。这不免引起读者的困惑。比如，有一位读者就致电澎湃新闻称：“你们为什么要叫杨绛‘先生’!她明明是女的!”这应该可以代表一部分读者的心声。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女性可以被称作先生?这里面有无规律可言?有哪些女性曾被称作先生?称女性为先生最早始于何时?
先从最后一个问题说起。
据语言学家刑福义先生考证，将女性称为先生这一用法，大体上跟中国现代史同步。目前最为权威的文献,是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两封信。
一封写于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信的抬头是“庆龄先生”，信中用了六次“先生”——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邢先生说，他小时候听大人们谈起，孙科称宋庆龄为“宋先生”，印象很深。如果情况属实，那么，称女性为“先生”这一用法,已有近百年历史。即使不是真的，从毛泽东1936年写信时算起，也有近八十年历史。事实上，这种用法相当普遍，除了毛泽东以及尚不确定的孙科，其他人也这样用过，共产党方面如周恩来(在邀请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的信中，称她为“宋先生”)，国民党方面如沈醉(军统要员，在其《沈醉自述》中称宋庆龄为“宋先生”)。
许多与宋庆龄同时代的知名女性，也经常被称作先生，如何香凝(生于1878年)、许广平(生于1898年)、冰心(生于1900年)等。除此之外，稍事检索，我们会发现还有不少女性也常常被冠以“先生”的头衔，如冯沅君(生于1900年)、沈祖棻(生于1909年)、张充和(生于1914年)、谢希德(生于1921年)、周与良(生于1923年)等。
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被称作“先生”的女性，一般来说都有如下特征：
一、在不同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如何香凝、宋庆龄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许广平是作家、社会活动家，冰心是儿童文学作家，冯沅君与沈祖棻都是作家、文学史家，张充和在诗词、昆曲、书法上有精深造诣，谢希德是物理学家，曾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周与良是微生物学家，创办了南开大学的微生物系。
二、享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崇高的社会威望。相应的，年纪也都比较大。从已有的例子来看，女性被称作“先生”之时，往往已到知天命之年。对年纪较轻的女性来说，“先生”这一称呼既轮不到自己，也是不需要的。
三、常常从事与文化、教育相关的工作。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师》一文中称一位女老师蔡芸芝为“先生”，他解释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女老师也叫先生。在我的老家河南，那时都是这么称呼老师的，可以说是习惯吧。”刑福义先生也说，中国语言学界知名的女教授如王还、钱曾怡、葛本仪、王宁等，有时也会被称为“先生”。
至于为什么要称呼这些杰出女性为“先生”，大体有两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是语用层面的，用以表达说话者的敬仰敬重之情。“女士”满足不了这一要求，“教授”、“校长”等显得一般化，而且太过侧重工作背景。像孙科称宋庆龄为“宋先生”, 更是可以规避使用俗称带来的尴尬，因为辈分上宋庆龄是他的母亲，但是孙科只比宋庆龄大两岁。对孙科而言，“先生”无疑是对宋庆龄最为合适、得体的称呼。
第二个考量是社会层面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反映。《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关于“先生”的第七个义项，说这是“文人学者的通称”，引用《文选》李善注“先生，学人之通称也”为例。这说明，在人们心目中，“先生”这一称呼，往往是文化修养与学术地位的体现，其来有自，历史悠久。在男权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女性往往受到歧视和压迫，社会地位较低，受教育机会较少，自然也就没有被称为“先生”的机会。如今社会日益进步，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知识女性层出不穷，那么，作为通称的“先生”向女性开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杨绛和钱钟书是怎么认识的
杨绛是钱钟书的夫人，两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让人羡慕不已。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很多人好奇杨绛钱钟书是怎么认识的呢？小编给大家介绍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经历。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
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即将在7月17日迎来百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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