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载：整个满清二品以上的高官，因贪腐问题而被处以斩刑、绞刑，或被赐自尽者，共计41人，而在乾隆一朝就有27人之多，几乎占了全部人数的67%左右。至于受到“抄家没产”、“充军发配”、“降职罚薪”的贪腐官员，那就数不胜数了。从这些史料我们也不难看出，乾隆帝当时的治贪手段还是非常严厉的，可是当时的情况却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那么，在一个满清的盛世之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依笔者愚见，主要存在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1、奢侈成风助长了贪腐的滋生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的确为我们后人书写了很多辉煌的篇章：编纂文典、修砌江塘、平定新疆、统一各族，使得当时清王朝的盛世景象达到了封建社会的繁荣顶峰。然而，也正是因为上述功绩，使得以乾隆为首的统治集团有些好大喜功、利令智昏，从而放松了对吏治的约束，上下君臣陶醉在一片“中国上国”的迷梦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日益奢侈成风，达官显贵、竞相豪华；督抚藩臬、营私欺罔，从而使得贪官污吏在奢侈浮华的遮掩下获得了滋生和蔓延的土壤，整个大满清便形成了一种“无官不贪”、“无吏不盗”的官僚体系。而当日后乾隆帝自醒之时，却已错失了整肃吏治的最佳良机。

 

2、督抚集权造成了贪风的盛行

 

在乾隆统治的中晚期，贪腐案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而其中属于巨贪大案的，大多出自各省督抚，据史料不完全统计，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的27年间，贪腐大案所涉及的各省督抚官员主要有：广西巡抚钱度，四川总督阿尔泰，云贵总督李侍尧，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昌、吉望、陈辉祖、福崧，山东巡抚国泰，江西巡抚郝硕等。那么，为何大案总是与督抚相联呢？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作为满清时期的总督、巡抚乃是一省之封疆大吏，地方统治的最高长官，除了皇帝及少数军机大员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相应的机构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当时虽有督察系统，但其行权的范围以及监察的力度很难对拥有行政、军事、司法大权集一身的各省督抚们构成威胁，从而使得这些封疆大吏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法外天子”！对此，至乾隆帝晚年，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悛者，亦恐不一而足。”因此笔者认为，督抚拥权过重，且又缺乏对其有效的监督，才是导致乾隆时期贪腐大案接连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3、姑息养奸导致了治贪的失败

 

乾隆时期，惩办贪官之众乃历朝之罕见，仅管有很多封疆大吏、权臣名将纷纷落马，但是，导致其贪风盛行的总根源仍未动伤。在乾隆统治的中晚期，便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首的“贪污网”，虽然旗下党羽接连受处，但其“贪网”仍可繁衍复燃，使得贪官污吏此起彼伏、接连再生。对此，乾隆帝不但没有加以惩治，反而进行百般的庇护，并与其议定了“宰肥羊”、“议罪银”等所谓的惩贪措施，这样一来，贪腐之风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反而是愈演愈烈。至于乾隆帝为何对和珅等贪腐主犯不予理睬，这或许就是古代封建帝王专制统治下的一种利益的平衡取向吧！所以笔者认为，治贪的片面不彻底以及封建社会的专制体制才是导致乾隆期间治贪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古言：“吏治不清，人心不古”。作为一代名帝乾隆，他的“十全伟功”书写了一段繁荣鼎盛的历史篇章；而他的治贪不利却为日后大清王朝由盛转衰埋下了深深的伏笔。由此可见，贪腐问题历来都是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一个主要内因，而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去进行有效的治贪，或许乾隆治贪的历史遗憾会给我们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清朝集体贪腐第一大案：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发生了一件清朝建立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牧县令，被判处死刑的多达100多人，其中56名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轰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的大案。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王亶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 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甘肃地瘠民贫，是全国最穷的省份，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购买粮食，以抚恤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清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内外商民赴甘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进京入国子监读书肆业，但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富裕商民子弟入仕的捷径。加之甘肃开捐定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趋之若鹜。
　　
不料，行之数年，诸弊丛生。大抵是经手的地方官借机贪污，挪用捐监粮，甚至干脆折收银两，以便于中饱囊。清政府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户部仍旧每年拨银百多万两解往甘肃采买粮食，而甘肃大小官员仍为缺粮叫苦不迭，所以当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恢复捐监旧例时，经户部遵旨会议以为可行，乾隆皇帝也就很快允准了。鉴于以往积弊多端，乾隆皇帝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王亶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而暗地里，王亶望却和总督勒尔锦狼狈为奸，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无须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他和兰州知府蒋全迪那里。这样一来，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仓储空空如也，又将如何交待？
　　
王亶望自有妙计，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合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王亶望如此胆大妄为，也无不群起效尤。
　　
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 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10 两，共贪污银两4万有余。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这些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结络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给王亶望银18000 余两，“ 馈送” 蒋全迪6000 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又花去银6000 余两。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干得更荒唐离奇，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亶望、蒋全迪各8000 两银。麦当时手中无钱，应允冒办夏灾得银后，如数奉送。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大办“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串通一气，上下相蒙，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王亶望还因收捐监生卓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百数十多万两，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 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如法炮制，且花样翻新，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 两，除办公费4 两外，再加2 两所谓“心红纸张费”。
　　
王亶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在4 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 两计， 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 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虽然有一小部分是用来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少于白银1000 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连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联想起不久前王亶望情愿捐银50 万两( 此数相当于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 倍) 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亶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要求他们“根究到底，务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尧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突破口，使他和盘托出了自王亶望以来通省官员如何玩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
　　
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亶望分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这年七月，乾隆帝已有充足证据对这个贪污集团的首犯作出判决：王亶望处斩，立即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12 岁的幼子则暂时监禁刑部大狱，待年满12 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原来就因平定回民起事不力问成死罪监禁在狱，这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刑，本年秋审时处决。至于对其他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尧也根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 的律文， 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66 员斩刑，待秋审处决。
　　
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绞首就戮”，特命凡贪污2 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1 万两以上、2 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赶入本年秋审处决；1 万两以下者亦问斩监候，待来年秋审请旨办理。
　　
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结。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所以到这一年年底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数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监狱由于羁押这么多特殊身份的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将已问成死罪的74 人分批解往北京。后这74 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所以到第二年办理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
　　
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前后共56 人， 免死发遣者46 人，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革职的更不烦细说了。
　　
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办理一件贪污案而杀掉56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员3 人，这在清朝建立140 余年以来确实是空前的。所以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09年第7期

乾隆盛世贪污严重：20年间处理省部级高官20多人：



乾隆命宫廷画师绘制的《万国来朝图》（局部），后世多认为乾隆年间错过了英国使臣来朝的开放国家的机会，导致了后来的鸦片战争，高王凌对此持不同看法。 FOTOE 供图
跨度100余年的康乾盛世，被认为是清朝统治的巅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巨变之前最后一次所谓“盛世”。特别是乾隆帝，醉心于文治武功之中，然而由于国力的严重损耗和腐败的加剧，乾隆朝也成为清帝国没落的开始，看似金粉繁华、万国来朝，却有如幻景一般逐渐消逝，中国社会也即将迎来千年未有之巨变。
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63年零4个月，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乾隆虽自诩“十全老人”，但在传统的史书中，一提到其统治的晚期总给人沉沉暮年之感。
这个时候的清朝，一边是骇人大案频发，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云贵总督李侍尧、云南巡抚孙士毅贪腐案；四十六年甘肃捐监粮骗局案从总督勒尔谨到主持捐监的王亶望（此时已从原来的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省巡抚）、蒋全迪（兰州知府）、王廷案（案发时任布政使）及全省州、县、厅的所有官员全都有所染指；五十一年两广总督富勒浑案发。另一边，则是各地起义不断，典型的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湖南、贵州苗民起义及湖北、四川、陕西白莲教起义。
“这成为他统治最为失败、最令人诟病的一段。”在新著《乾隆晚景》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高王凌也坦承。
不过，作为“乾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乾隆十三年》和《马上朝廷》），高王凌似乎又为我们展现了乾隆晚景的另一面：作为皇帝的乾隆仍旧老辣、高压地对付贪官污吏；看似动乱不堪的社会仍在前期的发展势头之上并处于相应的发展之中。至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接见英国使臣马嘎尔尼，“礼仪之争”显然被后世史家不适当地夸大了。
“南巡”的终结
与雍正完全不同，乾隆一生中有近一半时间都不在京师，而是在各地的巡幸之中。这一点更像他的皇祖康熙。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竟有150次之多。其中，拜谒东陵、西陵及盛京三陵66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及秋荻木兰52次，东巡曲阜举行阙里祀典8次，南巡江浙6次，巡幸中州1次，西巡五台山6次，巡幸明陵、盘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区10余次。
乾隆这种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平均每年出巡两次还多，不但在260多年的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也极为罕见。难怪当时有朝鲜使臣称清廷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无常”的“马上朝廷”。
乾隆曾在《御批纲鉴》中针对“宋主微行”写道：第当命驾时巡，省方问俗，进穷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则民隐足以周知。换言之，在乾隆看来，巡幸被视为加强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
“南巡”同样是效仿皇祖。所谓“南巡”，是到江浙一带巡视。乾隆一朝共有六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每次南巡多在正月中旬从北京出发，当年四月下旬回到北京，行程近6000里，所需时间大约110天。
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江浙之地？虽然乾隆自身一再强调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打算通过南巡了解治河工地的实际情况。但在高王凌看来，南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江浙地区是汉族士大夫最集中的地方—这里不仅在清朝科举取士历科中举之最，而且是鼓吹反清复明思想的大本营。正是如此，在皇帝心目中这是个“民滑吏疲”需要恩威并施的地方。
“南巡还有一个为今人忽视的目标，即它是精心组织的，沿着清初战争的路线，意在通过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方法，提醒南方汉人注意清人的强势武力。”南巡的筹备属于“旗人事务”，汉人一般不得参与，而且它完全按照围猎的规则来安排……皇帝不但把自己塑造为一个马上皇帝，还命令八旗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
按照高王凌的理解，乾隆朝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乾隆初政，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是乾隆中期，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是“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从所谓“养交兼施”、“先养后教”的宗旨出发，在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即《乾隆十三年》）里，政治的重点集中在“养”上，而在其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可以说它就转向到了“教”上（《马上朝廷》一书所言），到了第二阶段，却更多地表现了清人统治的“满洲特性”。
不仅“南巡”折射出这一变化，“文字狱”的高潮迭起也是最好的明证。有统计显示，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 次以上。
四十九年之后，乾隆已经74岁了，终于没有再南巡。


《乾隆南巡图》（局部）。乾隆六次南巡，到了晚年，他本人也承认劳民伤财。


《乾隆南巡图》（局部）。乾隆六次南巡，到了晚年，他本人也承认劳民伤财。
废弛和贪纵之谜


出了和珅这位后来中国历史上头号贪赃犯，乾隆后期的统治总被人与吏治败坏、政事废弛联系在一起。
和珅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的“议罪银”制度积极推行者，照此规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以增加皇室的收入。就此，乾隆末年在北京的朝鲜使臣说：“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贿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珅，莫不侧目唾骂。”
高王凌亦总结其时贪腐呈现一些特点：“乾隆中期以来的贪污案件，其贪污款项已大大超过以前，所谓大案已经从几万两猛增到几十万两乃至上百万两；贪污已经从个人行为变成集团行为，一旦有人犯案，其上下左右就有一大批人露出贪官的面目。大计、京察、弹劾机制等监察体系，则很难冲破贪官污吏所结成的保护网”。据统计，乾隆中后期20多年间，包括云贵总督李侍尧、闽浙总督陈辉祖等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20多人。
按照通常的理解，此时的乾隆被和珅蒙蔽、昏聩而不自知，俨然是一个“昏君”。事实上，果真如此吗？《乾隆晚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乾隆五十一年，孝感发生旱饥，县民刘务孝等借贷粮食不遂，搬抢谷麦，被捉获拷问，23人遭活埋。对此，乾隆十月辛丑谕：“此事大奇，殊出情理之外。上年湖北省被旱成灾，朕轸念灾黎，叠经降旨，蠲赈兼施。该督抚等，于赈恤事宜开销帑银至五百余万两。乃督抚以及布、按不能实心督率各属妥协料理，俾灾氓均沾实惠，以致有贫民乏食，抢夺米粮之事。居民竟敢纠众逞凶，活埋生命，至二十三人之多。似此凶残不法，何事不可为？乃该署县秦朴经巡检禀报，既不严速查？并不通行详禀，有心讳匿。而该管道、府及藩、臬、督、抚等，亦俱置若罔闻，竟同聋？是该省吏治？冗，废弛已极。原任湖广、现任云贵总督特成额著革职？问；永庆、王廷燮亦难胜藩、臬之任，俱著革职？问；知县秦朴，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其该管道府，一并革职拿交刑部治罪。近年各省督抚，遇有交部议处降革之案，朕因一时乏人，多有从宽留任者。伊等习以为常，不知敬畏。此即水懦，为朕之咎。”
这样的上谕，书中引用为数不少。从中不难看出，此时年逾八十的乾隆对政事的废弛了然在胸。其实，对官员的贪腐晚年乾隆亦十分明白。在《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中，乾隆就明确指出，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乾隆一朝诛杀贪官、整饬吏治倒绝对是风生水起。最典型的案例是乾隆二十八年的湖北官场倾轧案。此案中，乾隆皇帝凭借自己的记忆，发现案卷中疑犯的姓名与两年前的另一案件中开释盗犯字音相同，猜测其中可能另有隐情。结果发现前案中，湖北按察使沈作朋为打击归州知州赵泰，宽释盗窃罪犯张洪舜、张洪贵兄弟二人，并连同汉阳、黄陂知县指使二人诬告赵泰“滥刑妄断”，并将赵泰参军流放。调查之后，地方官僚中涉案者，几乎被一网打尽。
此前，乾隆五十七年的浙江巡抚福崧、两淮盐运使柴桢侵挪国库案—挪用白银二十二万两，乾隆同样采取了“诛杀”。
在高王凌看来，其实乾隆对和珅同样“目光如炬”。乾隆曾召见枢臣于万寿山，谕和珅：“阿桂宣力年久，且有功，汝随同列衔。今阿桂身故，单挂汝衔，外省无知，必疑事皆由汝，甚至称汝师相，汝自揣称否。”然而，对于无才无德的和珅，乾隆一直宠眷有加。“皇上之待和珅，似又以‘俳优弄臣’目之。”高王凌说。
历史机遇之惑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两广总督郭世勋报来一份译成汉文的英国商人呈禀，皇上阅毕，龙心大悦，原来素未建立关系的英国国王，要派遣使臣马嘎尔尼前来祝寿。
一次“礼仪之争”已然开始。马嘎尔尼一到天津口岸，负责接待英国使团的钦差大臣、长芦盐运使徵瑞就被反复叮咛，“应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各藩属国到天朝觐见进贡，不只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如今尔国王遣尔前来祝寿，自然应遵守天朝法度”。
一直到热河，双方还在争执礼仪问题。最终议定，按照谒见英王之礼，单腿跪地觐见皇上。按照高王凌的理解，这在以前有过先例，即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巴哲格使团关于礼仪的记载，即与此类似—中方指明对方所行乃“三跪九叩”之礼，葡方仅说是“按通常/平常礼节行礼”。
不仅如此，在高王凌看来，所谓“礼仪之争”被不适当地夸大了。在热河，似乎它为一种更和谐、更祥和的整体气氛所掩盖。在《乾隆起居注》中记载，这一天（1793年9月17日）英国使团与皇子王公、文武大臣、蒙古王、青海郡王和缅甸国大使一同“行庆贺礼毕，是日驻跸避暑山庄”。不过，到了23年之后的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了阿美士德勋爵访华使团，却因为拒绝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被驱逐出境。
出使之前，英国国务大臣敦达斯曾给马嘎尔尼七点建议：第一，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第二，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借地或者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期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第三，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第四，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开辟新的市场；第五，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第六，要求向北京派驻使节；第七，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9月23日，乾隆发布了两道重要的上谕，分别针对马嘎尔尼提出的要求作出响应。《清实录》中，记载下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巳卯日乾隆写给乔治信的来龙去脉。
那天乾隆对军机大臣说：英吉利国的表文已经译出来了，都是些“究属无知”的要求，只是“该国王俱表诚恳，非若使臣等自行禀请之事，可以面加驳斥”，因此，乾隆才“颁给敕书，明白谕驳。”不仅如此，这两封信的内容基本是重复的，为什么会发两封内容基本重复的信呢？在第二封信中，乾隆自己说了理由：“恐尔使臣等回国后。禀远未能明晰，复将所请各条，缮敕逐一晓谕。想能领悉。”就是说，第二封信是就着乔治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乾隆皇帝对此逐一驳斥。因为恐怕使臣说不清楚，所以写成敕书。
后世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曾失去了一个“机会”，并最终导致了40多年后“不幸”的鸦片战争。高王凌并不认同此说。“设想当时中国即与英国建立现代外交关系暨开放五口通商，只是一个凭空的想象。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中国政府并没有任何这样的打算，一切将从何谈起。这样不顾当事人想法的‘客观-唯物’，岂不恰恰成了‘主观-唯心’？”
不过，马嘎尔尼出使却成为西方对中国人认识转变的关键事件。原来，使团回国后出版了多种游记，使得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象都产生了逆转。“对于英国知识界来说，这是一个观念史上的坐标。与耶稣会士所说的相反，一个迟钝、落后、破败不堪的中国形象开始在西方世界流传开来，与此前孟德斯鸠等人著作中消极的中国形象相互印证，使得西方的中国迷梦很快转化为厌倦、轻视和鄙夷。”高王凌说。
乾隆常担心后代“倘遇庸常之主”
时代周报：在书中，你提到乾隆晚期并不是真正的衰败，其主要的特征只能说是“潜伏危机”。这一观点和其他史家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
高王凌：步入乾隆最后十年，国家的政治重心又一次转移，此时“南巡”不再，“文字狱”也悄然落幕，几乎一切都让位于防范和镇压“邪教”。后世的学者，很多正是从18世纪末叶的内乱得出乾隆晚期衰败的结论。
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走到了“尽头”，或是人口过剩到较为严重的地步，那么首先发生的，一定是粮食供给的紧张，它也必然会有多方面的表现。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乾隆末期的两个事实：第一，仅就经济本身的情况来说，这一时期虽然不如前一阶段，但仍在前期的发展势头下和处于相应的发展之中（我书中有图标），其所遇到的问题，当是发展中的问题。这意味着，所谓的人口太多，民穷财尽、经济全盘恶化的传统观点是不对的。
第二，乾隆中叶以后，政府常有库银8000万两左右，每年财政结余尚有500万两，正是如此，乾隆最后的十年几乎每年政府都有免除钱粮，这说明政府的财政能力没下降。一些学者批评乾隆对金川、缅甸等地用兵花费过大，但有研究得知，朝廷经费的总消耗量，即便在其状况最差的最后时期，也没有超过政府一般性开支的5%。实际上，政府税收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率也很低，大约不超过5%。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我并不认为乾隆末期即是所谓的“末路”或者“全盘衰落”。我以为对于白莲教大起义应该从其反面寻找原因，譬如宗教。另外，嘉庆初年为平定白莲教，数年之间，耗费了库银2亿余两，这才真正花光了乾隆朝七八千万两的国库存银。
时代周报：从《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再到《乾隆晚景》，你的乾隆三部曲算是写完了，怎么评价乾隆皇帝这个人？
高王凌：乾隆是个爱表露心迹的皇帝，这点他和康熙、雍正有很大不同，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把自己的意图说出来。从我个人研究看，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乾隆，都在践行一个自己的理念，他要成为“一代英主”。
乾隆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持盈守成，艰于创业”。在潜意识里，乾隆有这样一个想法：到他这里，清朝自康熙、雍正起已经连续三代“令主”，这在历史上已经前无古人了，以后“倘遇庸常之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我以为，乾隆的很多作为，都是从这点出发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采用“非常规”的措施大兴文字狱。
时代周报：三部著作中你都提到，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共时现象”，即人口增长和政府职权的加强。如何理解？
高王凌：研究18世纪，一般以人口开局。首先，人口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应该看到，从18世纪中叶开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直到今天，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道，“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间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发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间重新增长，随后“减速”；最后一次从1750年开始，从此不再“倒退”。这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
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政府权力明显加强，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但在中国，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18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赋役改革”、“整肃吏治”，以及“反贪污”这几件事。这种说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以来，几乎就没有多大改变。这与史实相去甚远。
现有研究表明，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经过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公元1700-175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长）。据说，以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这样看来，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传统”的产物，而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此外，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又值国力鼎盛时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忽略”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脉动”，并与20世纪（而不仅仅是19世纪）的“大政府”现象直接有关。